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國文課綱？

就我而言，一篇對讀者來說，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要貼近讀者生活，可以在讀者過去成長回憶中產生共鳴，甚至是親近於作者和讀者腳下這塊土地和母語的。

也因此，長期下來我都認為現在在國民義務教育的文言文份量實在是太多了，甚至多到令人感到不可思議。

從 1970 年代開始，隨著社會從高壓統治走向多元開放，鄉土派作家和當時反共派作家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鄉土文學論戰，前者首次的嘗試突破既有的文學框架，把寫實純樸的作品帶入民間，而後者則努力在新時代中尋找舊時代殘存的價值意義。

在這之前，或許是政府一意孤行的執行北京話本位主義、或許又是針對那被認為應當實施的中國化，「解救大陸困難同胞」的反共文學和仿古的中國式舊文體充斥在當時的台灣文壇。他們都與許多平民的生活經驗拖鉤，畢竟一個路邊賣菜、家裡種田的市井小民誰會真的把「殺朱拔毛」放在嘴邊，真的把「反攻大陸」當成人生志向？但在那個不得不的年代，這些「政治超級正確」的題材卻橫行在當時的文學界，隨著時代演進，至今反共文學已經走入墳墓，但卻還有相當的遺毒殘存至今，其中最嚴重的就是文言文在教育裡的存在。

當然，並不是說文言文不好，確實，它很精煉、很優美，我當然必須承認如此，但它卻和學生的生活脫節，學生們無法體會被貶官時那種複雜的心情，因為他們根本還沒走入社會；學生們無法了解上書皇上時的緊張，因為在當今社會的政府不再那麼高貴不可攀。老師在台上拿著備課用書講來講去，學生在台下拿著原子筆抄來抄去，教育成了一種單向、「老師給學生」的行為模式。

更甚至，台灣國文教育中藍色窗簾和腦補的狀況氾濫，2000 年前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隨著大一統而消失，在教學上每個學生對同一句句子的不同解釋方法也因為標準答案的大一統而消失。東方的人永遠不懂為什麼西方哲學能在近代百花齊放，影響整個世界的走向，但東方卻只剩下搖搖欲墜的儒學思想，追根究底，這就是自己玩死自己的最佳例子：單獨的解經、背誦，不懂的創新思考的舊思想被淘汰也是應該。

或許我們的國文教育可以放棄那一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北京話（Mandarin）教育及文言文本位主義，嘗試在母語文學上拓展不同的世界觀；放棄那無聊的背解釋和字音字型，找回文學的初心，接納每個人對同一篇文學的不同看法；拋棄最低能、建議還在考的老師都應該趕快退休、不要出來荼毒學生的默寫考試。

課綱選文不應該與生活拖鉤；真正的文學也不應該離生活遙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