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從史實談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

寫在所有之前

1980 年代後,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之路,隨著其經濟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於亞洲崛起,中國已經一舉擠身亞洲強國之列,與當今世界唯一極權美國隔太平洋互相對立,近日所發生的「美中貿易摩擦」更是讓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衝突躍然紙上。

美國政治學家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1940-)在他的著作《注定一戰?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2017)》中認為,伴隨美中兩國之間在經濟、軍事上的競爭,必然會踏入本書標題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當崛起的霸權面對既有的霸權時,必然會發起挑戰並欲取代之;而當既有的霸權在面對新興霸權的挑戰時,為了避免被取而代之,也不得不回應。此時,雙方之間日益增加的嫌隙,普遍會以戰爭的方式迎來結尾。

問題是,兩千多年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的會在本世紀重現嗎?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回顧這場上古時期的世界大戰。

修昔底德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460 - 400 BC),古希臘時代的歷史學家與思想家,在他的一生中,歷經了雅典城邦的極盛經典時代(普遍認為是在波希戰爭到伯羅奔尼撒戰爭間,449 - 404 BC),也參加了讓古希臘文明由盛轉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431 - 404 BC)。戰後,他以親身經歷寫成了《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Peloponnesian War*)》一書,並為整場戰爭做出了以下結論:

「使戰爭變得無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權力的增長,並因而導致斯巴達的恐懼。」

“What made war inevitable was the growth of Athenian power and the fear which this caused in Sparta.”

因為《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在歷史學的重大地位和影響,使得許多國際關係學界不加質疑的接受修昔底德在書中的結論,並以此進行不恰當的運用分析。問題是,其實有不少歷史學者在多方研究查證後發現,修昔底德在書中對於伯羅奔尼撒戰爭原因的判明並不符合實際上的歷史事實,在很多學者眼裡,以書中的總結作為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其實有失偏頗。

戰爭前夕的劍拔弩張

普遍認為,這場戰爭的導火線應當歸因於當時雅典(Athens)城邦所領導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野心過於龐大。雅典不僅僅想成為希臘地區的一個強大城邦,更想要成為一個巨大的帝國,進而領導愛琴海地區,這對於領導伯羅奔尼撤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的斯巴達(Sparta)城邦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甚至遠超波斯的威脅。最終,兩個城邦同盟在互相猜忌中爆發了這場影響歐洲上古史的戰爭。

但在史實上,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不能僅用「雅典想取代斯巴達,而讓斯巴達感到害怕」這短短幾個字可以說明的,其涵蓋範圍極大。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摩擦早從波希戰爭(Greco-Persian Wars,499 - 449 BC)之後開始浮現,其中牽扯到兩大同盟信奉的意識型態、雅典與斯巴達的政治結構以及整個愛琴海沿岸的經濟體系等等原因,最終才爆發這場終結古希臘經典時代的戰爭。

古希臘地區的貨幣體系

在西元前十世紀開始,古希臘地區就在「貿易」的基礎上嘗試發展貨幣體系,其中以西元前五世紀由雅典發行的「德拉克馬(Δραχμή,Drachma)」銀幣最為著名。事實上,雅典並不是古希臘地區最早使用金屬貨幣的城邦,而古希臘也不是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地區,但隨著希臘城邦與城邦間日益繁榮的貿易活動,以及當時興盛的海外殖民,愛琴海沿岸不得不想辦法發展一個成熟的貨幣體系,而德拉克馬就成為了當時在該地區最為流通的貨幣之一。

不同德拉克馬單位的銀幣上印著不同的圖像,其中最常使用的「四德拉克馬(τετράδραχμον,Tetradrachm)」在銀幣正面印有希臘女神雅典娜(Athena)的頭像,背面則印著雅典娜的聖物「貓頭鷹(Athene noctua)」,並在旁寫著希臘字母「ΑΘΕ」,是「ΑΘΗΝΑΙΩΝ(of the Athenians)」的縮寫,即「雅典人的」意思。

相對於當時閉關自守的斯巴達,雅典製銀幣良好的成色以及不斷進步的鑄造工藝,為雅典製德拉克馬帶來穩定的貨幣通行基礎,並隨著雅典勢力在愛琴海沿岸逐漸壯大,輸出了強大的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勢力,使得雅典製德拉克馬廣泛的使用在對外的貿易,以及向同盟的城邦貢金之中,成為了整個希臘地區的流通貨幣。

雅典海軍:為了確保經濟而興起

西元前 480 年,雅典將領特米斯托克力(Θεμιστοκλῆς,Themistocles,525 - 460 BC)率領的希臘城邦聯軍艦隊於薩拉米斯海戰(Ναυμαχία τῆς Σαλαμῖνος,Battle of Salamis)中重挫波斯帝國艦隊,一舉逆轉過去的守勢轉為進攻方。在歷史上,這場戰役成為了波希戰爭中的轉捩點,希臘城邦在一年後的普拉提亞戰役(Μάχη των Πλαταιών,Battle of Plataea)中擊退波斯帝國。

在政治上,在薩拉米斯海戰之前的波希戰爭中,對抗波斯帝國的希臘城邦聯軍總指揮一直都事由斯巴達人來擔當,在該海戰取得勝利以後,部份意見與斯巴達不合的希臘城邦轉而接受雅典的領導。西元前 478 年,雅典和這些城邦共同組建了新的「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以當時討論所在地的提洛島(Delos)為名。隔年,以斯巴達為主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退出希臘聯軍。

提洛同盟的創立

與當時由霸權斯巴達所領導、較為鬆散的伯羅奔尼撒同盟不同,雅典人要求提洛同盟的城邦必須共同分攤聯合海軍的軍費,並於提洛島設立同盟共同財產作為發展勢力的基金,規定各個城邦每年需定期繳納相應的費用。

在提洛同盟成立之初,各城邦每年需繳納 460 塔蘭同單位(τάλαντον,talentum,當時的雅典混用十進位以及六十進位,1 塔蘭同約當 6000 德拉克馬,故 460 塔蘭同約當 2760000 德拉克瑪。在當時的雅典,一個工人的周薪約為 2 德拉克瑪)的貢金。身為當時同盟的領導者,雅典對於這筆公共資金具有絕對決定權,甚至在西元前 454 年,雅典人把該金庫轉移到帕得嫩神廟(Παρθενών,Parthenon),實質上的侵占公共基金作為雅典自身的經濟發展使用。到了公元前 431 年,伯羅奔尼撒戰爭戰爭爆發前夕,貢金上升到了平均每年 600 塔蘭同。

同盟與同盟間的維持現狀

修昔底德認為,雅典利用同盟間上繳的的資源鞏固自身的實力,並不斷強化對同盟內城邦的控制,甚至武力鎮壓同盟中的異議人事,甚至在西元前 450 年開始了軍事殖民。眼看以提洛同盟為基礎的雅典帝國(被泛稱為 First Athenian Empire,454 - 404 BC)逐漸形成,加上當時爆發的科林斯(Κόρινθος,Corinth)事件,戰爭一觸即發。

但近年來的研究認為,當時的雅典帝國根本沒有不斷的對外軍事擴展,充其量只是保存海軍力量以維持其海上商業之路。耶魯大學歷史學家唐納德・卡根(Donald Kagan,1932 -)在他的著作《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1969)》中,認為修昔底德的判斷是錯誤的。在西元前 445 到 435 年之間,提洛同盟的勢力並沒有顯著的提升,而雅典也沒有不停的對外擴張,甚至對其現況感到十分滿意。

而閉關自首的斯巴達,抱持著「只抵抗外來侵略,不主動侵略他國」的治國邏輯,也沒有對雅典有過份的擔憂。這兩個強大的城邦以及他們所領導的同盟,本來應該可以一直和平的「維持現狀(maintain status quo)」。戰爭的原因應該要歸咎於爆發前夕的那些緊急事件,讓兩國不得不以武力解決。

錯估的資源與經濟之戰

正當由斯巴達領導的伯羅奔尼撒聯軍朝雅典行軍,時任領導者的伯里克里斯(Περικλῆς,Pericles,494 - 429 BC)在雅典公民大會上呼籲雅典人準備進行圍城作戰;同時,伯里克里斯也向在座的公民說明了雅典的財政狀況,根據他的統計,包括每年對同盟的稅收在內,雅典城邦現存的礦產、捐款、波斯的戰爭賠償等共存 6000 塔蘭同。他認知到向民眾介紹雅典的財政狀況有助於增長民眾對於這場戰爭的信心,並表示「戰爭的勝利主要依靠明智的決斷和手中的金錢」

然而,戰爭的花費遠遠超乎雅典的想像,在戰爭開始的前十年裡,僅僅軍備開支總額就就高達 12000 塔蘭同,倘若再把維持雅典城的日常生活花費計入,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耗費是難以想像的。西元前 424 年,戰爭爆發後的第九年,斯巴達聯軍拿下了雅典補給必經之地色雷斯(Θρᾴκη,Thrace)地區,連同盛產銀礦的安菲波利斯(Αμφίπολη,Amfipoli)地區也失去了,這無疑讓雅典財政狀況雪上加霜。面對戰爭帶來的壓力,雅典在西元前 426 年間將同盟的共金由每年 600 塔蘭同調整至 1300 到 1500 塔蘭同。

戰爭轉捩點:西西里遠征的徹底潰敗

西元前 421 年,雅典與斯巴達雙方達成《尼西亞斯和約(Peace of Nicias)》宣告停戰,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雅典沒有因此休生養性,反而在和約達成後的六年,迫於民粹煽動的雅典又展開了大規模的西西里遠征(415 - 413 BC),其遠征的目的在於為雅典爭取更多的資源(包括糧食與人力)和勢力,但在斯巴達人的強力干擾下,這次遠征以雅典軍隊的慘敗收場。

西元前 413 年,雅典城已經失去了舊有的秩序,鑄幣陷入停滯,財政十分緊張,甚至不得不熔化帕德嫩神廟中的黃金雕像來鑄造金幣。在西西里遠征後,提洛同盟開始瓦解,雅典失去了大部分的軍力以及資源,雅典人在戰爭之初擁有的強大軍事實力和充足的財政儲備消耗殆盡,再也沒有恢復過來。

伯里克里斯的教誨

伯里克里斯雖然在戰爭爆發初期領導雅典,但卻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年(429 BC),死於被斯巴達聯軍包圍的雅典城中爆發的瘟疫。他在戰爭初期告訴雅典人的教訓「戰爭的勝利主要依靠明智的決斷和手中的金錢」沒有被雅典人記起來。

在雅典的全盛時期,其雅典城的金庫中曾持有多達 9700 塔蘭同銀幣,但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後二十七年的過程當中,雅典所持有的白銀不斷外流。在戰爭的最後幾年裡,雅典不得不以鍍銀的銅幣來充當原有的銀幣,隨著價值低下的鍍銀銅幣流入市場,雅典德拉克瑪的貨幣信用受到衝擊,甚至變成了稀罕物。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

戰爭以雅典慘敗作為終結,甚至由過去的民主體制轉變成三十人獨裁政權。但看似「獲勝」方的斯巴達呢?儘管雅典在戰術上和戰略上有那麼多的失誤,但斯巴達還是無法在任何一場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事實上,如果沒有波斯當初的傭兵和金援(據傳波斯當初偽鑄了大量的德拉克馬銀幣),斯巴達根本打不贏這場兩方都不想打的戰爭。

在政治上,和雅典為了維持對外貿易關係所握有的靈巧外交手段相比,封閉自守的斯巴達其外交能力極為拙劣,無法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在愛琴海一帶取得強大影響力,甚至在戰爭結束後的西元前 399 年成為了波斯附庸,派遣傭兵參與了波斯皇位之爭。如此差勁的外交手段和戰爭手段,要怎麼成為霸主?

斯巴達:一個失敗的霸權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斯巴達取得了雅典的金庫和城邦資源,卻沒有招攬人才、創立學校、發展經濟、贊助文化活動、興建土木工程、改善貿易港,甚至連擴充兵力都沒有做過,只是把資源原封不動的放在原來的帕得嫩神廟裡面,何以樹立「霸權姿態」?充其量不過就只是在希臘城邦內戰中獲勝的小城邦而已。

另一方面,如同上文所提,雅典對外擴張的本質是為了確保自己城邦的糧食供給、商業發展、以及海上貿易路線安全,並非真的要征服伯羅奔尼撒同盟,否則雅典不會遠征更遠的西西里或埃及。對雅典而言,為了尋求新市場、新盟友確實必須要維持海權,但對外擴張也應當注意相對成本,雅典每年從提洛同盟中各諸聯邦所獲得的貢金,就足以支撐其固有的城邦支出,對於伯羅奔尼撒同盟諸國而言,如果要強行征服殖民,反而要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和政治問題。換句話說,雅典理想的對外關係,是削弱威脅城邦的競爭力而非完全征服。

修昔底德陷阱並不存在

在大致上講述完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我們反過來看這幾年常聽到的「修昔底德陷阱」。

事實上,修昔底德本人從來沒有提出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完全是艾利森自己發明的,而他在書中寫的修昔底德陷阱前提是「一個崛起的霸權國」與「一個既存的霸權國」,也和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史實完全不同。

在波希戰爭結束過後,雅典所領導的提洛同盟已經和斯巴達所領導伯羅奔尼撤同盟達到平起平坐的地位。在波希戰爭結束後沒多久,雅典和斯巴達就為了墨伽拉(Μέγαρα,Megara)事件而爆發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First Peloponnesian War,460 - 445 BC,我們常說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其實是後來的第二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並在西元前 445 年簽署的《三十年和約(Thirty Years’ Peace)》中認為彼此力量均衡,故決定互相尊重對方的聯盟。

因此,斯巴達從來就不是「一個既有的霸權」,即使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後擊敗的雅典,斯巴達也從來沒有履行過身為「霸權」該做的任務。在戰後,雅典的落敗也沒有使斯巴達走向榮光之路,反而是斯巴達因為承受不了長達近三十年的戰爭而加速衰退。

艾利森所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建立在國際現實主義(Realism)之上,認為國際是無政府(Anarchy)狀態,權利的轉移「必然」會爆發戰爭。但舉最經典的例子而例,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際時,世界的國際霸權由不列顛島轉移到美國時,也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或許我們可以把當「伯羅奔尼撒戰爭」視為一種警示性的抽象概念,但絕對不應該把他當成歷史規律的總結。

寫在所有之後

在國際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國際社會是處在無政府關係,但當今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愈來愈高,無論是在政治、經濟還是制度上的密切結合都使得國與國之間的制衡愈來愈明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除了一些局部地區的地區戰爭外,很少在有大規模的戰爭爆發。

再者,單純用兩千年的史實來陳述「美中兩國正在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事明顯忽略了當初的史實,以及人類社會兩千年來的歷史進展。當今世界的秩序已經和修昔底德身處的古希臘時代有著根本的不同,國際關係和競爭方式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雖然現代戰爭不一定是用熱兵器在戰場上廝殺,包括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資訊戰在內,都是新型態的「戰爭」。但隨著全球經濟牽一髮動全身的密切深化發展、核子武器所帶來的嚴重威嚇、國際組織間的制約、以及預言自我實現的箝制,「軍事戰爭」確實已經愈來愈不可能發生。